其他
吴承学 | 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—— 专栏导语
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
—— 专栏导语文/吴承学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承学教授
1936年，陈寅恪先生读了沈兼士《“鬼”字原始意义之试探》之后，评价说：“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，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此语提出一种由字、词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，在方法学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。从文体学研究角度而言，我们也不妨说，“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”。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、发展与演化，不仅具有语言、文学的意义，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史意义。在中国文体史上，各种文体之间都是互相影响、互为渗透的。上古时期，虽然文体种类比后世要少，作家还没有清晰的文体意识，同样存在文体趋同现象。与后世相比，上古文体趋同往往直接与当时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。比如，促使诰和命两种文体走向融合而形成“诰命体”，其关键语境就是周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，有时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，史官如实地记载周王的训诰和册命，由此形成诰与命合为一体的新文体。与后世文体趋同多由作家创新意识驱动不同，上古文体趋同是无意识的，几种文体之间往往是不期而会，不约而同，一切都处于自然、自在的状态；后世文体因其各自内涵相对明确集中而彼此界限比较严格，文体趋同大多发生在两种文体之间，一般不会发生一种文体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，而上古某些文体则因处于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之中，内涵比较宽泛，因而存在向多个方向发展、与多种文体趋同的可能性；后世文体趋同大都通过作家个人的创作活动来实现，而上古某些文体的趋同则涉及多个环节，一篇文章的创作往往需要一个创作群体来共同完成，这种群体创作方式给文体趋同带来了变数和偶然性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。陈桐生《上古文体趋同论》一文回到文体生成的文化语境，通过对上古几种有代表性的文体互相渗透、趋同、融合现象的学术梳理，揭示出上古文体生成和变化的独特性。中国早期文体的生成与礼乐制度、政治制度密切联系。上寿文兴盛于汉代，其文体生成与汉代政治活动、社会思潮、汉儒心态有互动关系。汉儒利用上寿文，在规范君臣秩序以尊君的同时，运用话语权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从上寿文生成的文化原始语境看，汉代上寿文除了祝颂帝王之外，作为“臣语”体系之一种，大臣借上寿场合阐述己见，表达立场和诉求。这种文体生成目的的双重性，决定了上寿文的文体形制上的两重性：祝酒辞部分类似燕射歌辞中的上寿歌诗，但同时因汉儒借助上寿场合表达自己的政见，又带有章表文体的“臣语”属性。天人感应学说作为汉儒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汉代重要的社会、学术思潮，也是汉代政治、礼乐制度构建的思想基础。汉儒借助上寿场合进行的祥瑞书写，与天人感应这一汉代社会思潮密切相关。张奕琳《汉代上寿文与汉儒话语权的运用》一文以文体生成的文化语境为研究切入点，探讨上寿文思想、体式的渊源及特征，还原其发生机制，从文学发生学角度，挖掘上寿文所呈现出的文体形态的内在因素，从而揭示了文体生成与文体形态、政治活动、社会思潮、汉儒心态等诸因素的互动关系，探讨文体生成的文化驱动力，其研究方法对探寻中国文体学的独特路向有一定的启发性。20世纪80年代，山西省上党地区发现了十多种“古赛写卷”，受到戏曲学界的广泛关注。在写卷记录的各种表演样式中，有一种名为“前行赞词”，是迎神赛社时由“前行色”当众说唱的文词。前行赞词具有丰富的文体与文化意义，引发一系列对古代戏曲与文化关系等问题的思考。比如：前行功能、赞词数量、赞词内容、前行色与参军色关系、赞词与宋人致语关系、赞词讲唱对古赛戏剧演出之影响、赞词文体对队戏剧本之影响、赞词与斫拨之关系、《讲监斋》的表演性质、上党古赛与傩文化之关系、“调监斋”与元杂剧坐演之异同等。前行赞词为研究早期戏曲表演形态提供了线索。比如《细开八仙赞》等前行赞词可以还原上党古赛戏剧的部分演出形态，反映出古代戏剧确实存在过“场上人物不念不唱、场外脚色代念代唱”的发展阶段，为探讨说唱文学与戏曲表演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例证。又如通过研究《讲监斋》前行赞词，可以看出“调监斋”是一种带有浓厚密宗艺术成分的仪式戏剧，绝非过往学界和乐户们普遍认为的傩仪傩戏，对于从整体上判断上党古赛与傩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。黎国韬《上党古赛写卷“前行赞词”考述》一文以文献考证的方法，对这批赞词的文化语境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，对前行赞词的数量及其在古赛写卷中的分布情况、前行赞词与宋代参军色致语的“同源异流”关系的梳理，对进一步研究参军色、前行色、引戏色、冲末、副末等戏曲脚色的流变提供了帮助。这对研究早期戏曲形态与戏曲史，具有开拓意义。晚清民国时期，中西方文化相摩相荡，是传统文体变革、新文体诞生的重要推力。作为新兴文类发展壮大的“新传记文学”，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。在实际书写和概念建构方面，“新传记文学”与传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有着承嬗离合的复杂关系。本土传体文在晚清民国经历一系列翻转：在写作技巧上，传统传体文崇尚以史识拣择材料的“尚简”原则，“新传记文学”强调要对史料进行全面、充分的占有，传统传体文的“史赞”文字也被后者减省为体现客观判断的观察者视角；在语言文字上，传统传体文的“古文义法”难以成为表达新思想、新观念的载体，“活传记”在调适欧化语体文的基础上，尝试树立毋有隐曲的白话传记文典范；在题材取舍上，西洋传记文学的引介重启了“为生人作传”的创作热潮，同时也颠覆了传统史法的正则；在创作旨归上，传统传体文和小说、戏曲之间的文体界线比较模糊，而“新传记文学”将对历史真实的重视置诸文学趣味之上。常方舟《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与近代传记文学的分殊》认为，受到晚清民国西洋传记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本土“新传记文学”，实际上是在通过与传统传体文作出反向遮止的基础上，建构起“新传记文学”的实际创作和理念阐发。在此过程中对传统传体文写作技巧、语言文字、题材取舍、创作旨归的扬弃，也折射出传统传体文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，“新传记文学”写作范式的诞生绝非无本之木。作者选择传体文的现代转型作为研究近代文章学迁变的切入口，体现了这一时期本土文章学理论的固有特点，即在受到传统文章学资源滋养的同时，对外来文学样式传入带来的学理挑战做出积极回应。这个话题的意义，已超出文体研究领域，而具有深长的文化史意味。“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”这一命题，意在说明文体研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开放的阐释空间。通过文化的复杂性、多样性来把握文体内涵，是文体学研究之文化取径。当然，它并非中国文体研究的唯一路径和意义，但确是重要的路径和意义。本期文体学专栏四篇论文讨论了不同时代、不同文体的生成与变化，也许可以说，它们都从某种侧面、某种程度体现了这一命题。
推荐阅读
审核发布
长按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